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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带来什么？
《京都议定书》已经生效，这对我国是时机，照样挑战？为此，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副所长刘德顺教授。
记者：凭据《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的划定，中国现在没有减排的义务，但由于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是天下第二，经济又在快速生长，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压力？
刘德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对内，我们的生长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严重的情况污染与能源虚耗以及能源结构不合理等等，同时也带来了温室气体的过多排放。这自己不利于我们的可持续生长，纵然没有减排义务，我们也应该改变粗放型的生长模式，走资源节约型和适度消费型的可持续生长门路。另一方面，对外，我们不仅要在后京都议程的国际谈判中维护国家与民族的生长利益，保证我国的历久战略规划，也要努力地介入到国际大家庭中，为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孝敬力量，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姿态。
记者：《议定书》对减排义务的划定，是以什么尺度为原则的？
刘德顺：《议定书》依据“配合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以为发达国家应负担历史和现实责任，理应率先负担减排义务和提供分外的资金和手艺，辅助生长中国家提高缓解和顺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而生长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生长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消除贫困，现阶段不能负担减排义务，并允许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随着经济生长有所增添。
记者：减排是否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生长？
刘德顺：减排与经济生长，并非是一个两难选择。比如说，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接纳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削减排放总量的“绝对指标”，但若是接纳单元GDP能耗、单元发电能耗等“效率指标”的话，逐步缓解排放总量的增进速度，照样可以在保障国家社会经济增进的同时，为缓解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增添做出有用孝敬。
记者：《议定书》的签署，是否会使一些国家凭据我国某些工业产物的温室气体排放含量来制订新尺度，形成新的“绿色壁垒”？
刘德顺：这种情形是可能泛起的，但也会泛起另一种可能：为了完成减排义务，一些发达国家会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主要生长高新科技产业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而将一些高耗能、高排放和低附加值的基础产业转移到生长中国家，然后从生长中国家入口这些产物。而生长中国家正需要这样的基础产业来完成其工业化和促进社会经济的生长。这样就形成了经济利益的互补，这是社会经济生长水平不一样而造成的。
《京都议定书》与清洁生长机制（CDM）
CDM将带来一个新的买卖市场，实现资源的全球优化设置，从而到达“双赢”
记者：《议定书》与CDM是什么关系？
刘德顺：《议定书》划定，《团结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附件一所列的国家，一样平常是发达国家和东欧及前苏联经济转轨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这个“第一答应期”其温室气体的年排放水平要比1990年水平平均低5．2％。为辅助这些国家降低减排成本，又确立了3个机制，一是“团结履约”，即有减排义务的国家团结推行减排义务，二是“排放商业”，即排放水平低于划定指标的附件一国家，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售自己的剩余配额，第三个就是“清洁生长机制”，即CDM（Clear Development Mechanism）。
所谓CDM，就是发达国家提供分外的资金和手艺，在没有减排义务的生长中国家实行减排项目，由此获得分外的低成本的减排量作为回报，辅助实现其减排义务，同时也辅助生长中国家实现可持续生长。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CDM是将温室气体减排量看成一种资源举行买卖？
刘德顺：从经济学上讲是这样。温室气体排放量被变成了有限的“情况资源”，减排量也就变成了有价的、可买卖的“产物”。原则上，发达国家应当主要通过海内行动和措施来推行其减排义务，但其减排潜力相对较低，减排边际成本较高。而生长中国家减排潜力较大，减排成原形对较低。在全球范围内，无论在那里举行减排，效果都是一样的，因此CDM可以辅助发达国家“购置”生长中国家的低成本减排额。这样，就实现了对减排额资源的全球优化设置，到达全球减排总成本最小化的效益。
清洁生长机制（CDM）与中国
应捉住时机，推广CDM项目，获得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手艺与资金支持。我国已批准两个CDM项目
记者：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买卖规模有多大？中国在其中能占到若干份额？
刘德顺：我们有一个大致的展望，到2010年的5年间，发达国家对京都三机制的减排额的需求大约是每年7．2亿吨CO2（二氧化碳），在这个总量中，通过CDM来完成的占23％，中国可提供的估量占11％，即近8000万吨CO2，以每吨CO2当量5?10美元盘算，年总收入是4?8亿美元。
与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比，8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然则我们应该考虑到它的手艺进步效应与情况效应。它能促进能源产业的手艺进步，提高能源行使效率，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和改善当地情况质量，这都是历久效益的作用，不能用详细的数字来权衡。
对于我国来说，应该努力行动起来，捉住当前的有利时机，通过与发达国家互助，获得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手艺与资金支持。
记者：在中国推广CDM项目有什么样的难度？
刘德顺：现在，我国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方面临CDM的熟悉不够，不敢负担手艺改造和更新的风险，碳买卖市场也不健全，若何把企业推到CDM的第一线是当务之急。
记者：我国现在CDM项目的希望情形若何？到2008年的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对推广CDM来说相当要害？
刘德顺：现在，通过国家CDM审核理事会海内审批的项目有两个，一个是北京清闲垃圾填埋气项目，一个是内蒙古辉腾锡勒的风电场项目，另有一批项目在报批阶段。在政府激励和支持下，一些民间咨询公司和研究机构也成立了一些CDM的推广与商务中心，作为CDM中介机构。
凭据相关协议的划定，较早开工的项目只要能在2005年底以前被批准登记为CDM项目，项目投产发生的减排量就可以提前积累计入第一答应期的减排额，也就是说早减排、早得益。因此，时间相当紧迫，要争取在2005年底之前尽快上马一批减排量大的CDM项目。一家外国咨询公司去年底宣布的CDM项目希望排行榜上，印度排第一，中国仅排第五，处于中下游。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加速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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